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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1)

对于这一类书，阅读的难点在于考研英语中才会出现的长难句大量存在，并且概念套概念，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般来说，中译本前言若能读懂，具体内容就不必读了。当然，这仅仅是满足了解的需要，想要弄明白作者如何论证观点，仍需要细读精读。目前我这还没联网，所以只能凭借印象对难于理解的地方做出解释，资料链接之类一律免谈，将就吧。

最近几年证明，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战前科学哲学家的倾向的潮流。战前的科学哲学家们把方法论基本上当作一门能区分好的实践和普通的实践（average－practice）科学的学科，并因而褒扬好的实践科学，贬斥普通的实践科学。当然，也有少数持有这种观点的方法论学家是能够抵挡住兼得鱼与熊掌的诱惑的。因此，波普再次重申，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发生论的传统基础上的，这种传统已被公开当作为“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的各种标准。不过，要弄清人们怎么知道这种标准的传统在不参考“成功的”科学家在过去所作的证伪主义的实践范例情况下能对未来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总是困难的；而且，波普自己也承认，证伪性观念的灵感，发自他视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精髓的东西，这种精髓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方法本质上是相对立的。——好的实践与普通的实践科学，根据上下文意思应该是指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科学与未能如此的科学，所以，后面才有波普的“再次重申”。发生论的传统基础，在我看来应该是指达尔文进化论包含的一种思想，某一事件、某一行为的发生未必是目的明确的，即便目的明确，结果未必符合预期，一切有待“自然选择”，最终只能是“适者生存”。如此解释，后面几句话就大致通顺了。

我不认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与证伪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波普很有点扯虎皮做大旗的架势。爱因斯坦和薛定谔对波尔统计力学的压制导致波尔晚二十年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波尔少活一年都会与唾手可得的诺奖失之交臂，这说明什么呢？表面上是人们倾向于屈服在权威的阴影之下，深层的原因则是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并不遵守什么证伪主义。我这样说很可能会遭到反驳或鄙视。但我的道理很简单，波普的证伪主义本身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他说可以证伪的是科学的，不可以证伪的是不科学的，但是，他凭什么说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是无法证伪的呢？拿什么来证伪呢？实践。当实践未曾达到某种层次的时候，否定实践达到那一层次的可能，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

读波普的书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对于未来，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其实并不能够确定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想要得出任何其他结论都是不可能的，都是违背波普的证伪主义的：任何可错的都是科学的，这就是证伪主义。这种说法明显不够成熟，所以后来才有了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硬核理论，否则，既然可错，一旦证明是错的，错误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科学的呢？

当然，如果波普能够像康德那样证明上帝存在与否无法得到理性证明，那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自然就是无法证伪的。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哦，他说的是方法相反。这里涉及到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区别所包含的思想，即演化理性（大概是这个词吧，比较乱）与建构理性。波普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是凭空假想一套理论来解释世界，不是像爱因斯坦那样修正以前的理论来发展新的理论。可能吗？爱因斯坦他们在做的就是虚构和假想一套解释世界的新方案，而且不求符合实际，只求方程美观简洁！他们被认为是科学的，只是因为得到了检验。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的验证当然要困难的多，而且有关理论的主观性很强，但是，那是自我感知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理论，也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能够因为检测的困难就否定起科学性吗？荒唐。像经济学这种基础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所有情况的理论体系反而是科学的，实在可笑。在这方面，波普很没有逻辑一致性。

中医面对的争议应该以这种态度对待。从实践上来看，中医具有实证疗效，服用中医药与疾病被治疗、身体恢复健康状态之间具有可观察可反复验证的因果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医是科学的，但是，中医理论与药物属性之间的关系，人体病症与经络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无法得到明确的验证，“性寒，性燥，性甘”等用语究竟指称的是什么属性让人感到困惑，奇经八脉是否存在未能得到有效证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医并不科学。我见过太多争论了，简直心寒，他们根本就是为了吵架而吵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诊断时都要对人的状态进行检测，它们的目的也都是要让人恢复到某种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医明显不如西医，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当然，你要说我这是使用大棒子砸人，我也无可奈何，但我实在搞不明白，从实践效果来看，中医难道比西医优秀吗？中医当然具有一些西医无法比拟的优点，但是，整天抱着可怜巴巴的几个优点不肯承认其他方面的落后，能够进步吗？好了，不扯了。中医在“养”的方面优于西医，但在“疗”的方面没有优势，而心理医师、营养师的出现怕是连这点领土也要抢走呢。目前的中医全靠着民众的狂热和不求甚解以及政府的支持才得以生存，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啊。

从波拉尼和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弗叶拉本德、劳顿斯和许多其它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替代。这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观点“看来”很有希望在科学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方面取得一些有效的一般结论。当然，一方面由于库恩的“标准”科学被科学革命打断，另一方面由于费叶拉本德的“任何事物都以向前发展”，对这些一般结论还有大量意见分歧。

没啥好说的。一系列规定，一般化描述，多读几遍，其意自现。

在前述名单中，我有意识地省略了拉卡多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对规定与描述、规范方法与实证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所作的重新解答，与上述任何作者都有所不同。他追随波普赞成方法论的规范观点，但然后又提出检验那些规范原理，反对科学史即便在规定的基础上其可证伪性也能成立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他提出了一个终生未竟的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框架。所以，拉卡多斯的框架是否适合物理科学史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可参见豪森），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科学史的适用性了。

注意加粗的词语，思考一下很有意义。科学史与可证伪性能有什么关系？有些不懂。又要玩概念，想问一个什么是科学史才行了。

这一切最终把我们转向了经济学。比较早的波普主义者的观点可由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1938 年）和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 年）、尤其是经常再印的该书第一版完全代表。虽然卡德韦尔的《超越实证主义：20 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1982 年）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也很好地表明了最近一些经济学方法论作者对吹毛求疵的科学家的老观念的轻视，但较新观点的最好代表还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年）。麦克罗斯基和卡德韦尔的著作都用我的《经济学方法论》来证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运用于经济学。我在我的著作中提出，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然而，麦克罗斯基和卡尔德韦尔认为：波普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余地；因此，无需惊诧，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

天啊，我不知道我以前读的时候是怎么读的，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么关键的论断！马克·布劳格的论断与我对经济学达不到可证伪意义上的科学标准完全一致。不过，我敢于（谁让咱啥也不是呢，无名小辈，怎样想怎样说就是了）批判波普提出证伪主义的动机，认为他别有居心，是为了与马克思过不去才搞的这玩意。因为他拿着一种存在问题的方法迫不及待地去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很差劲。

许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证伪主义”的解释，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一直很明显。我采纳了拉卡多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现在，拉卡多斯改变了波普的方法论评价单位和波普的评价标准。在拉卡多斯看来，评价单位是单个理论的“科学研究框架”或相互联系的网络，而评价标准则是相互竞争的框架中的“超经验内容”。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标准要比波普的宽容些，因为它允许研究框架在遇到较小的不一致性时随时发展，特别是修正，以便涵括经验的不规则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标准更严厉，因为它要求研究框架在解释它的对手能够解释的每件事件过程中比它的对手提供更好的预测，对于它的对手不能解释的某些新奇事实它能作出预测。

表明波普和拉卡多斯之间的区别的最佳方法是说拉卡多斯从摈弃角度区分了证伪：某个研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竞争对手，那它可能没经证伪便被摈弃；同样，某个研究框架即便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确，但只因为没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会得到留用。（比如盖天说与浑天说的地位相互交替的历史）当我在我的著作中说主流经济学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时，我只是相当简单地说它相信经济理论在最终分析中应该用他们设定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内容来评判，甚至更为简单地说它相信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意义。这是不严格的语言。近几年来我逐步认识到有必要更为精确地定义术语。例如，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coneirmationism）与“证伪主义”作了区分。他用四个原理规定了相符主义：“各种理论应该是可检验的；一种检验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论的预言与现实进行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常常是一种理论站住脚的最重要的特性；各种理论的相对地位应该由那些比较的相符或证实强度决定”（卡德韦尔，1982 年，第124 是相符主义者。卡德韦尔证明，证伪主义是一种比较苛刻的学说，它要求“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对他们的假说进行经验主义的检验，他们应该建立能作出大胆预言的假说，他们应该在他们的检验中努力反证假说。同等重要的是，科学家应该暂时只接受已证实的假说，抛弃那些已被否定的假说。此外，通过检验应该对这两种假说作出一定的区分”（卡德韦尔，1982 年，第125 页）。他怀疑在这种意义上有什么现代经济学能贴上证伪主义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