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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的用处

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使用了一种隐喻，即一种服务于哲学的想象：将有机体看作消息。在维纳看来，有机体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有机体是一种系统结构。生命的存在过程是一个控制的过程，抵抗衰退和混乱而保证“稳态”的持续的过程。
    “陈词滥调之得以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是信息本性所固有的现象。”
    大众化意味着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的实施，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孔子，但孔子学院正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创建，那是中华文化势力扩张的一种象征。在维纳那里，语言也可以看作独立的准生物体，并且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先导，社会自然更不会例外。事实上，社会学巨头涂尔干将社会分为机械论和有机论两大类，前者承认构成社会整体的个体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同质的，后者根本上将个体依附于社会整体。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别就是这样。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由于将个体从旧有的社会依附关系中脱离所造成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即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贡斯当的论述显露出怀疑和摇摆的特点，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他的著作在跨越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后重新被人重视。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表露的对贵族制度的留恋相反，贡斯当支持现代形式的宪政制度、代议制政府，否定任何形式的天赋权利。主要从事教师职业的以赛亚·伯林提出两组自由即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的概念，并将贡斯当表述的自由归类为后者，自然会受到贡斯当追随者的不着痕迹的反击：认为这种划分没有实用的意义。不但中国人健忘，欧洲人也同样健忘，他们似乎忘记了冷战曾经存在于地球，忘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在根本上就是伯林两种自由之间的对立。积极的自由以一种善意的干涉为基本特征，与伯林所从事的“教师”这一职业密切相关，而教师所肩负的使命属于米歇尔·福柯“规训”制度的衍生物。“规训”制度的建立总是与建构理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罗马的帝国制度还是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庄园领主制度，无论是夏商时部落联盟式、周代姓氏爵位等级分封制度还是秦汉以降的郡县制度，或者现代的民主制度，没有任何辩驳的必然是少数人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指示设计建造出来的。将《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所强调的“自发秩序”与现实的历史发展作一番比较就能够清楚地明白是谁在闭着眼睛说话。哈耶克的智慧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了的实践上，这种失败来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不能完全抹杀其存在意义。冷战的双方都在做将社会控制在某个稳定状态的工作，苏联一方显然由于对个体的思想行为控制过多而导致了整体控制失败，但这样的事实根本没有改变西方社会对舆论和媒体的金钱控制。房龙的《宽容》足以使我们认识清楚西方国家“一向民主”的假象，如今成为名著的一些文学名著在作家所处国家最初是禁书的事实足以使我们认清西方国家也存在意识形态控制的事实。也许有人会作如此辩驳：哈耶克反对的是那种大范围的全面的社会改造运动，不是渐进的改革。但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来自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性上只不过是古代社会的组织思想的产物，动辄将这种属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论题粗鲁地归为“法西斯”，很伤感情。西方的侵略扩张目的的法西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尝试，能够相提并论吗？
    在某种特定文化模式下合宜地生活而忽略现实的矛盾，即便是著名学者也不会例外。想要彻底地抛开一切可能的成见，只能运用维纳这样的“隐喻”方法。一旦沉溺于细节问题，不同文化模式下的种种难以觉察的价值观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人的思维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政府这样一个异常明显的规训体制存在的情况下鼓吹所谓的自发秩序，怀疑其公正性是正当的行为。然而，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所表露的那种“基因决定论”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人类难道是“基因”的奴隶吗？这种用生物学来解释一切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主义显然走了另一个极端，赤裸裸的“决定论”。正确的隐喻也许应该是这样：混沌与秩序两种力量的纠缠决定了人与社会的特点，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始终存在，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在整体上保持开放的态度有助于取得最终控制权。
    人类的类人猿祖先最初使用工具必定出于偶然，就像其近亲大猩猩、黑猩猩偶然地利用身边的工具一样。这种偶然的行为固化为可模仿的行为并不困难，猴子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将一群猴子关在房间里，房间里悬挂着香蕉，每当有猴子试图摘香蕉时就会有人用高压水枪喷射猴子，很快就没有猴子敢于尝试摘香蕉的动作，即便将猴子一只又一只地换出去，房间里的猴子全都是一些没有见识过高压水枪的猴子，它们也不敢去摘香蕉。人类的文化禁忌的形成就类似这个实验中猴子传递可怕经验的过程。但是，为什么猴子以及与人类更接近的大猩猩、黑猩猩都没办法发展出人一样的社会呢？因为它们没有人类祖先所遇到的那种生存压力，不需要控制使用工具的行为。没有竭力去控制某种行为的努力就不会有智力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人类祖先会努力学习使用工具呢？也许是这样：大量类人猿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友好，它们形成许多较小规模的群体，生存压力迫使它们之间不时发生战斗，工具的偶然使用使得某个群体占据上风，其他群体于是纷纷模仿，它们必须控制住一种平衡的局势，群体间的战争状态促进群体内部的“发明创造”，进而增强所有群体对抗自然风险的能力，部分群体的迁徙使这一类的技术流传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工具的使用普遍地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即利用自身以外力量的能力。这个过程必定是异常残酷的，我们最多用计算机进行模拟，绝无可能进行现实的实验。
    如果没有生存压力的影响，没有种群间的竞争，类人猿使用工具的进程只会缓慢发展，缓慢到类人猿的智力根本无法得到发展。技术保护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少见，在类人猿那里也会是这样。最初的工具都是就地取材，后来由于需求量的增大，不得不进行制造。也许有某个找不到合适工具的类人猿愤怒地搬起石头砸向洞壁，结果发现石头的碎片中有一些适合砍削或敲打的工具，欣喜若狂的它连忙将这种方法告诉其他同伴，获取一些好处。即便类人猿群体长期内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在短期内实行奖惩制度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当时根本不存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群体的形成必然需要一种力量，没有一种控制的力量起作用，就算猴子都可能“无组织无纪律”。血缘氏族制度之前的人类依靠什么方式组织起来？这应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
    在人类发明语言之前，在人类对知识进行分类之前，在人类出现类似现代职业的社会分工之前，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发秩序的演进是存在的。在那之后，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来都是一对矛盾的斗争过程，一方面因为演进的存在而不得不进行改革，一方面如何改革必然与对演进的认识密切相关，即一方面存在自发的秩序需求，一方面存在人类有意识的秩序供给。供求是一对矛盾，供求双方内部更存在诸多矛盾。供给不会自动创造出需求，需求也不能自动衍生出供给。人类的知识分子、学者的任务不是将发展秩序的供给任务交给那难以捉摸的“上帝”，而是尽可能准确地发现适合当下的秩序需求的制度。
    即便是自发的秩序演进也是在将发展变化控制在某个稳态的控制力的作用下实现的。这种控制力来源于生命的自我保存本能。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则是这种自我保存本能的延伸，属于种族的“自我”保存本能。在现代社会之中，或者说后现代社会中，个体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逐渐打破了许多禁忌，但禁忌所代表的维持稳态的控制力并不会善罢甘休。比如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民间信仰的悄然萌发，宗教势力的迅速扩张，就是这种控制力在起作用。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冲动在人很小的时候就受到压抑，好的或坏的，社会风俗传统早就代替当事人做出了判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难道不是被剥夺了自由吗？这里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社会的进步孕育其中，代表这种矛盾冲突的代沟的出现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我们能够做的最多是在代沟上面建造一座沟通的桥梁，想要填补代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控制在三四岁意识觉醒时期、身体与头脑急速发展的青春期、成家立业的成熟期都遭受反抗，反抗的强度持久度因人而异。
    我们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控制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在人的身体内部存在无数的控制开关。最简单且突出的例子就是排泄。婴儿对排泄系统没有控制权，控制权在身体本身的需要那里。幼儿与这种本能争夺控制权的战斗一般都很顺利，但也有例外。少年对负面的评价具有明显的反抗情绪，顶嘴是他们最经常的反抗形式。他们不愿意被某种言论所包含的信息控制，但不可能不受影响。随年龄增长，掩藏情绪冲动成为必修课，许多潜力就此埋没。与其掩藏，不如控制，与其控制，不如管理。掩藏不但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还会造成下意识的压抑。控制意味着面对，世事洞明皆学问，明白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是什么，不会因为受到批评就一跳三尺高，也不会因为受到赞赏就沾沾自喜。同样是掩藏情绪变化，这样的控制棋高一着，因为效果要好得多。下意识的掩藏与有意识的控制显然不是一个档次。管理则是指学会调动各种因素保持一种稳定的积极的情绪状态。没有练习和坚持不可能实现情绪的管理。